2、部分条款执行弹性空间较大，易造成偏差
　　一些条款细则行文模糊，措辞不够严谨，执行起来缺乏明确清晰的评判标准，造成执行失真现象。
　　比如第19条规定：“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以学生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率为例，文件并没有明确参与率标准。因为缺乏标准，加之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压力，很多学校宁愿选择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较高（ 90%以上）的课后服务参与率以应对日后考核，确保在校际竞争中不落后于人，这导致了变相强迫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现象的出现。
　　3、 过度挤压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生存空间，部分家长需求难以满足
　　“双减”政策后，国家又陆续推出《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法规，教培监管逐步常态化，校外教培机构陆续完成整改。相关报告显示 ，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教培机[ 1]构数量从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压减率96%；线上学科类教培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压减率87.1%。对混乱无序的校外培训加以整顿、规范，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年度行业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教师达①到700-850万规模的中小学课外服务行业 在短期内迅速萎缩，政策似乎有些矫枉过正。
　　比如第14条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按此项规定，校外学科类培训时间只剩每周一至周五放学后时段，生存空间极其狭窄。对于有小班额或一对一“培优”“补差”辅导需求，以及周末、寒暑假无法照看、陪伴孩子的家长来说，其意愿就得不到满足。
　 （二）执行机构方面
　　1、校内课后服务开展形式地区差异明显
　　通过小红书APP调查发现，全国各地课后服务开展形式并不一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1）每天一节社团课，一节作业及辅导课；（2）每周一天或两天社团课，其余为作业及辅导课，能确保作业在校基本完成；（3）每周一天或两天社团课，其余时间部分或全部用来讲解或考试，回家仍有较多作业。很明显，前两种课后服务开展形式基本能保证作业在校内基本完成，且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而第三种课后服务开展形式则与“双减”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学生学业压力不降反升。
　　2、 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积极性普遍较低
　　据统计，义务教育阶段全国范围内“有91.7%的教师参与了课后服[ 2 ]务” ， 他们是最主要的服务群体。通过小红书APP调查显示，各地教师课时补助差异显著。以课时为单位，教师课时补助标准较高地区为湖南长沙130元/课时，天津河西90元/课时，黑龙江、辽宁某些地区80元/课时。标准较低地区为甘肃兰州2元/课时、天水3元/课时，河北邢台5元/课时；以月为单位，教师课时补助标准较高地区为吉林某市3000-4000元/月，四川成都3000-4000元/月，湖南长沙3100/月。标准较低地区为山东济南110元/月，山西太原130元/月，云南昆明180元/月。而教师课后服务参与积极性，恰恰与课后服务课时补助高低呈现正相关。
　　江西九江教师：学生一个月交180元，老师课后服务费大概一个月2000-2500元。大部分老师不愿意取消，钱还是挺可观的，累一点也值得。
　　福建泉州教师：我们都是让孩子自己写作业，或者讲解家庭作业的。老师一小时有120元，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