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政府财政全额保障，如北京、上海、深圳、郑州等。据政府公布数据表明，对大多数地区而言，更多占比的费用则以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形式向家长收取。本着教育公益性原则，收费额度并不高，普遍主要集中在2-3元/生/课时（约合300-500/生/学期），同区域农村地区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对于困难家庭，则给予相应减免。
　　虽然很多地区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并不太大，但面对庞大的教师群体，长期持续的财政拨款已经让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山东济南为例，2022年相关文件规定，“要确保各区县所属学校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240元”“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在法定工作日从事课后服务，一般按照每课时不低于50元标准核定补助” 。 然而，通②过小红书APP调查结果显示，济南有的学校已拖欠支付教师一个多学期。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河南郑州，上海长宁及浦东等政府财政全额保障地区以及其他一些非财政全额保障地区。
　　2、 “人上人”传统糟粕观念是学生学业压力过重的背后推手之一
　　我国现行考试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至清末施行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等级森严的帝制时代，“科举取士”让普通百姓有了封官加爵、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机会，人生命运得以改变。长期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功利化读书观深刻烙印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并影响至今。
　　在当下，许多典型“中国式父母”过度关注考试成绩和排名，忽略孩子兴趣爱好和个性特点，不尊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认知规律，导致孩子逐渐丧失对知识的渴求以及自信力，反而在“ 剧场效应”作用下不断内卷，沦为考试机器。同时，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观还加剧学生之间的竞争和等级意识，导致他们在社交中无法很好地平衡自尊与他尊，也难以培养多元价值认同和团队合作精神，不利于良好品格塑造。
　　3、地区发展长期不平衡不充分和就业难度拉大加剧教育内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报告（2020）》显示，尽管2012年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积极的阶段效果，但依然存在“ 区域发展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资本要素流动还不够充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不同民生领域发展不同步等问题” 。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3]，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年来（2002-2022年）均在0.46以上，而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分配的不均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偏小，也必然导致就业及教育竞争的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呈现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长率放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创历史新高的1179万人。从学历层次看，专科、本科、硕博的就业率分别为56.6% ，45.4% ， 44.4%。 从毕业生期望就业的企业类型上看，73.1%的期望去较为稳定的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这正契合当下考公考编热现象，说明高校毕业生就业面在变窄，就业难度在增大。
　　“双减”政策执行的优化对策及建议
　　（一）增强政策制定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加大监督监管和行政惩罚力度
　　“双减”政策作为原则性较强的指导性政策，条款行文宜尽量采用“务必”“必须”等字样，避免模棱两可或前后不一的措辞，还应兼顾家校生等各方利益。政策要充分保证教师和学生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自由，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与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完全脱钩，将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比率与学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