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口报告2022》数据显示，我国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4]约5.5%，这一低比例暴露出托育机构资源短缺的现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十分旺盛。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显著，不仅增加了家庭育儿的负担，也让很多人在生育问题上更加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意愿。
　　税收政策上，生育相关产品税率偏高。当下，在孕产用品及服务领域，从孕期母婴用品到产后护理服务，都难以通过增值税免税政策来降低成本。像孕妇专用药品、用具以及产后康复服务等，由于缺乏增值税免税政策的支持，价格始终降不下来，相比享受税收优惠的商品，此类孕产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普遍偏高。这不仅加重了孕妇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育意愿的提升。
　  完善我国鼓励生育财税政策的对策建议
　　现存问题制约了我国鼓励生育财税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未能充分激发家庭生育意愿。研究针对上述问题，多个维度提出完善我国鼓励生育财税政策的对策建议，力求探寻有效的解决路径，切实提升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优化财政补贴体系
　　首先，优化生育补贴，鼓励生育提升补贴的公平性十分关键。国家应出台与生育政策适配的补贴细则，各省依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应的补贴标准。可考虑将非正规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女性纳入生育补贴范围，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以惠及更多育龄家庭。针对各省市贫困家庭，在常规补贴基础上，依据家庭经济状况适当给予额外补贴优惠。优惠标准可核算家庭月收入与标准家庭收入的差额建立，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消除育龄家庭生育顾虑。强化监管，确保鼓励生育的补助资金精准到位，及时足额发放给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
　　其次，优化养育服务的社会配套支持。增加财政投入，强化养育服务配套，是鼓励生育的重要保障。政府可投资建立公有制托育机构，减轻社会托育压力。或对私有托育机构给予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推动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加大产科、儿科医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定期培训在岗护理人员，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加大财政对孕妇健康检查和幼儿医疗等方面的补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为生育养育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首先，加大企业税收优惠，推动生育与企业发展。一方面，国家可推行类似残疾人雇佣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依据企业怀孕女职员的数量进行税收加计扣除，激励企业维护女性员工利益，消除女性生育的职场顾虑。另一方面，我国基础企业所得税率为25%，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开，政府可对盈利性托育机构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低税率及叠加优惠政策，不仅能间接减轻生育家庭负担，还能扶持托育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其次，优化个人所得税征收，兼顾公平与生育激励。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可以综合考量不同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此举既能促进税收公平，又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从而鼓励生育，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加强政策协同与配套支持
　　首先，强化对托育机构的支持。面对我国托育资源短缺、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政府需多维度发力。资金扶持上，给予小型托育机构专项发展资金，助力场地拓展与师资培训，加强托育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 5]为大型托育机构提供运营补贴，推动经营模式完善与环境改善。服务提升上，重点关注非营利性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入设备，优化场地布局与设施配备，提升硬件水平。在减轻家庭负担上，对于盈利性托育机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