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有要求，但没抓手、少细则，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策缺乏衔接性，与企业需求、民营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相去甚远，政策现实需求度不高；其次是政策宣传缺乏广泛性，一些部门在政策宣传、解读、引导上发力不够，导致一些惠企政策从制定之初到实际运行，只有少数制定者、参与者知晓，相关民营企业并不完全了解，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最后是政策执行缺乏操作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缺乏与企业的沟通，有些政策附加条件太多，无形中设置过高门槛，导致传统产业、小微企业等难以享受，落实不精准、不充分、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惠企政策的执行效率。
　　（三）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准入困难
　　一是行业准入门槛高筑。中国民营企业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着“需求与限制并存”的双重困境，受制于法律保障不足和政策环境不稳定的客观现实，民营经济在成长的过程中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其中以市场准入等领域的隐性壁垒问题最为显著。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市场准入制度改革，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证照分离”改革双轨并行，在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建立准入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但在具体的实施层面，部分行业仍然存在行政弹性导致的非对称性门槛，典型的如金融领域针对民营资本的资本防火墙机制，以及军民融合项目中技术型企业面临的资质预审壁垒。在统一的制度规则、市场设施、资源市场、服务规则和市场监管条件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问题、构建公平竞争且开放的统一大市场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着体制机制的制约 。[26]许多行业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企业规模等理由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增加了民营企业参与成本，致使企业的产业布局陷入决策困境，加剧了要素与商品市场的区域分割，阻碍了资本、技术、要素按照市场的规律跨行业跨主体高效配置[6] 。
　　二是市场竞争环境不平等。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享有优先权，而民营企业则常常被边缘化。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工程项目等领域，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投标获得项目订单，而民营企业即使具备专业技术和能力，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其中。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得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和资源支持，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一）数字赋能：激活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民营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抓手，也是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强调企业家通过创新（如新组合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第一，民营企业需要提高对科研创新的关注度，及时了解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沿技术，根据地区行业特点和重点产业布局超前投资基础科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新产品与新技术，转向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企业长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路径。第二，要引导民营企业走好专精特新之路。探索开展企业科技创新分类积分管理，根据其创新能力、技术储备和发展潜力分层施策，形成不同层次企业创新培育的个性化“攀登计划”。强化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机制，构建“梯度培育-四化发展-多维赋能”的战略支撑体系，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性障碍。专业化强调持续深耕细分领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