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压力，影响其融入当地生活与工作。越籍务工人员对生活环境的整体适应评价为3.72分，显示出中度适应的趋势。其中，越籍务工人员在气候与环境（M=3.96）、居住环境（ M =3.76） 、 饮食（M=3.62）和休闲消费（M=3.55）方面的适应评分依次递减。中国云南、广西与越南北部地区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自然生活环境极为相似，大大降低了越籍务工人员生活环境适应的难度。后疫情时期，用工企业改善务工人员的生活住宿条件，越籍务工人员对越工居住条件改善情况较为满意，对务工人员住宿条件的负面态度较少，主要的负面态度反映集中在当地就餐口味较重。受历史因素影响，越南人融合了法国、东南亚、中国等多国的饮食文化，比较清淡。在休闲消费层面，越籍务工人员对当地生活方式、消费节奏适应程度中等，认为当地消费水平适中。
　　在跨国劳动环境中，厂工和服务性从业者的食宿条件通常由用工方安排，配统一宿舍，一般四到六人一间，并要求保持整洁。部分越南劳工习惯于将鞋子脱在宿舍门口。饮食由用工方提供三餐（至少一荤一素一汤），安排在食堂或工作场所就餐，菜品会根据越南的饮食习惯制作。与此不同，散工的居住空间多样，通常由用工方、工头联系或通过亲属介绍租住边境村镇居民的空房，居住形式包括两人间、三四人间或七八人共用大通铺，房租由劳工自行承担。居住环境良莠不齐，有的房间整洁，有的则较为脏乱，部分房间配备简单的烹饪设施，劳工可以自行做饭或在附近购买餐食。部分散工的饮食有时由用工方或工头统一安排。流动商贩一般不在中国境内居住，有的回越南用餐，有的则在中国就餐。在中国就餐通常以盒饭形式提供，价格约20-30元人民币。
　　越籍务工人员的娱乐活动和消费行为受到工作性质和时间限制的显著影响。散工和厂工在工作繁忙时倾向于选择简单的放松方式，如休息、吃夜宵和手机娱乐，在工作不忙时偶尔外出参与更丰富的活动，如爬山、酒吧开怀畅饮等。管理严格的工厂限制工人的外出机会，而在门禁不严的工厂，工人则能在周边逛逛和购买酒水小食。服务行业从业者因工作时间较为灵活，能参与更多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消费，如去酒吧、KTV、美甲店等场所消费，或与朋友一同逛街、吃饭、聚会等。流动商贩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商品采购与销售上，娱乐活动相对较少。尽管越南劳工的休闲消费与当地人存在重叠，但是大部分劳工的消费选择具有族群性偏向，往往集中在由越南人或熟人经营的场所。
　　除实体休闲和消费场所，跨境务工人员日常的休闲和消费活动也逐渐向虚拟网络空间扩展。受中国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部分越籍务工人员表现出对网购的依赖，且在闲暇时间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娱乐。如越南翻译A说“每周都会在淘宝购买新衣服、化妆品、鞋子、包包等，空闲时用手机视频聊天、刷T ikTok（抖音国际版）、看YouTube和Facebook等社交娱乐平台”。越南卡在中国的网络信号不好，部分持有工作证的越南务工人员通常办理中国手机卡，月租不等，并使用具有“双卡双待”功能的手机，一张用于越南，一张用于中国，以满足跨国通话需求。
　　（二）文化制度适应分析
　　跨境民族所带来的文化兼容性为我国西南边境的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9] 广西的壮、彝、苗、京、瑶等民族与越南越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文化共性，为越南北部务工人员在华务工和文化适应提供了便利条件。调研发现，越籍务工人员对文化制度适应呈现中度适应趋势。风俗与习俗、社会规范适应的适应高于语言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