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族群同源性和文化共性有助于越籍务工人员适应地方性文化制度。其中，各类越籍务工人员对语言（中文）适应呈现浅层适应特点。虽然多数务工人员会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但中文水平较低且勉强能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故对语言的适应性不高。
　　语言适应被视为越籍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的重要工具，也是制约其文化制度中度适应的重要因素。越南的侬族和岱族被识别为壮族，因其语言与中国壮族的壮语相通，使得两地务工人员的交往相对便利 。[1 0]此外，中文水平在跨文化适应中也发挥了重要“沟通桥梁”作用。调查显示，约70%的越籍务工人员会说简单中文。其中，近一半的散工、70%的流动商贩和80%的服务性从业者会说简单中文。语言能力差异主要受年龄层、务工经历、学习意愿三大因素影响。其一是掌握程度与语言能力。受访75%的越籍务工人员能说中文， 18～ 40岁年龄段的人员中，75%能说中文。第二，有无跨境务工经历以及跨境务工经历持续时间的长短。有跨境务工经历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人员，通常语言能力更强。这些劳动者通过良好的中文能力，被选拔作为工头，与中国雇主和工友进行语言交流，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语言障碍产生的误解、矛盾和冲突。第三，学习动力由社会交际文化与职业发展需要的双重需求驱动。很多越籍务工人员有主动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学习中文的目的是更好地交到中国朋友，扩大交往圈子，获取更好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
　　（三）工作适应分析
　　整体而言，越籍务工人员在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表现出中度适应的特点。但是部分越籍劳工对工作收入、工作内容、工作模式及工作环境有负面的态度，表现在对工作内容的不熟悉、管理的限制性、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及工资的不满。
　　不同性别、年龄、工种的务工人员对工作的适应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中老年妇女对于工厂工作更具有适应性，而青年妇女适合于技巧型工厂工作，很难适应体力型工作。越籍务工人员以青年为主，年龄区间分布的主要为18-40岁，人数占73%；而工厂的工作适应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工厂分布在各个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红木加工厂等地，其工作类型分别有技巧性工作和体力性工作。不同工厂有不同的管理规则，管理规则的工厂有着较为具体的工作流程、作息时间、生活制度等，一般工人被安排在相对固定的工厂场地里面工作，作息时间上早上7点半或8点上班，下午5点或5点半下班，部分工厂有加班的安排。还有一部分工厂采取早上7点半、中午12点半、傍晚5点半的早中晚三班倒工作方式。不同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标准都存在较大差异，招徕不同类别的劳工。
　　散工多集中在中越边境口岸区和各大货场，具体为搬运、装卸和分拣工作。装卸工作以搬运男工为主，分拣工作以50、60岁中老年妇女为主，均以团体形式进行。工作地点不固定，在自贸区、物流园和水果城的装卸区，但工作时间有边贸的制约，在货车通关的时间上有不确定性，上班时间经常会推迟。这类工作虽然强度较大，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相对自由、收入高，因此散工整体适应性尚可。但当工作环境为强度较大的石材加工厂时，会存在务工人员身心疲倦、难以适应的情况。
　　服务性从业者对工作内容的适应性较好，但收入满意度存在分化，部分从业者因消费开支较大而感到不满。服务性从业者主要集中在市区及周边的企业、酒店、旅行社和餐饮店等，女性占比较高，工作内容多样，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收入不太高。部分从事翻译、导游或其他技术类工作的劳工收入较高，月收入达到四五千以上，甚至上万元。近两年“中国游”盛行，小语种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