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旺季月收入可破万元。
　　流动商贩在口岸之间往返，利用通关时间、边民互市点、批发市场、快递网点等进行商品交易，商品涵盖食品、服装、日用产品及各类生活生产设备。商贩通过背包和拉杆箱等将中国商品带到越南销售，由此催生了专门为越南商贩服务的批发市场。同时，不少越南人也从越南到中国销售本国商品，如越南香烟、香水和药膏等。东兴口岸街头，常见头戴“绿帽子”的越南男性穿梭于街道，销售越南手串和珠串等商品。尽管这些商贩的收入可观，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较低。
　　越籍务工人员来华务工时间成本较高。按照现行管理办法，不同地区的越籍务工人员需每3天或每30天返回口岸盖章，以获得合法居留资格。有的通关口岸还需要缴纳“小费”（越南收取）才能通关。有的边境地区不允许越籍务工人员居留，大量越南人须每天持“边通证”排长队通关入境中国，进行“朝八晚八”“朝八晚六”“朝八晚十一”的工作，成为每天往返于两国的“跨国打工人” 。
　　多数越籍务工人员对收入较为满意。越籍务工人员在华务工的平均工资约为2770元，收入满意度较高，不同工种、地区、性别和年龄层的收入差异显著。厂工的平均工资约3550元，散工约2280元，服务性从业员约3730元，流动商贩约2500元。在广西务工的平均工资为2800元，在云南河口为2480元，广西略高于云南。此外，男性的平均工资约3170元，女性约2560元，男女收入满意度无显著差异。越籍务工人员收入还与学历呈正相关，收入满意度与学历呈负相关。研究还发现，年龄层收入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18-40岁群体的平均收入约为3070元，18岁以下和41岁以上群体的平均收入分别约2300元和2115元，收入满意度均表现为中度满意。越籍务工人员来华的主要动机为经济收益，他们的工作适应性在薪资待遇达到预期的情况下较高。尽管多数务工人员反映当前收入水平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仍高于在越南务工的收入。
　　（四）交往适应分析
　　越籍务工人员在日常互动和人际交往方面虽呈现中度适应特点，但涉及政治交流和中越关系评价却不高。中越关系的评分与务工人员的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的务工人员对中越关系的评价越低。原因主要有：一是复杂情感并存。越籍工人对中越关系的看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内心具有复杂情感。尽管在跨境务工过程中，他们努力适应并融入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与中国朋友和同事交往中，很少主动认同和接受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这种现象，男性比女性更为明显。如有的男性散工和流动商贩明确表示“虽然在中国挣钱多，但不会说中国好话”。二是现实适应与潜在隔阂。在跨境务工生活中，越籍务工人员能够适应现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但中越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并未被完全忽视，而是暂时被掩盖或搁置一旁。这种潜在的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成为文化适应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心理障碍。
　　越籍务工人员的社交网络主要围绕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展开。在跨境谋生场域中，人际关系与家族纽带占据着关键地位。协同天然的亲属关系、经社会建构形成的拟制亲属关系，以及地缘性的同村关系、基于社交互动产生的朋友关系，共同编织成越籍务工人员获取生计的社会关系网络，彰显出越南文化习惯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越籍务工人员的社交圈拓展情况与休闲消费相似，年长工人通常不愿意对外扩展社交。无论是散工、厂工还是服务性从业者，他们的社交主要集中在劳工团体和族群之间，并逐渐向业缘关系拓展。散工通常与其他越南散工和少数中国散工互动，但由于语言障碍，与中国人交流较少。厂工的社交圈受限于工作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