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技术赋能是协同基础。政务云、大数据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流动和业务协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打破了物理和组织的界限。例如，河南省的“一朵云”统构纳管聚数体系[2 ]、广东省的“粤基座”智能管理平台 ，本质上都是在为大规模协同治理[ 3]夯实数字底座。其次，数据共享是协同核心。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共享是实现协同治理的“血液”。当交通部门与应急部门共享数据、市监部门与税务部门互通数据时，政府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对经济社会态势进行精准感知和科学决策。因此，打通数据壁垒是实现从“分割治理”到“协同治理”转变的关键。最后，业务再造是协同目标。数字政府的最终目标不是联通网络，而是支撑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跨部门联合监管、产业链协同服务等。这些场景无一不是协同治理理念的体现，都要求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十四五”时期广东、浙江、河南、陕西数字政府建设实践考察
　　通过对“十四五”期间广东、浙江、河南、陕西四省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发展阶段和战略重点下的协同治理模式各有差异（如表1所示） 。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模式
　 1、广东：全面领先的“集成协同”模式
　　广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排头兵，发展战略体现出高度的集成化和智能化。其“1+N+M”政务云架构和“粤基座”平台，不仅追求基础设施的统一，更强调对各类资源的智能调度与集约管理，形成了强大的整体协同能力。
　　2、浙江：改革驱动的“创新协同”模式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总牵引，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撬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从“最多跑一次”到“浙里办”“浙政钉” ，再到“基层治理四平台”[4] ，浙江的数 字政府建设始终围绕提升治理效能和优化服务体验等目标，呈现出强烈的应用场景驱动和基层创新特色。
　　3、河南：强基固本的“基础协同”模式
　　河南的策略是集中力量构建统一、坚实的数字底座。其“一朵云”逻辑架构，强调“一云统构、一云纳管、一云聚数”　[2] ，同时着力建设“一道墙”安全运营支撑平台，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系统林立、标准不一的问题。其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实现基础设施联通和数据规范，为上层应用的协同打下坚实基础。
　　4、陕西：目标导向的“追赶协同”模式
　　陕西在“十四五”期间设定了明确的追赶目标，即“迈入全国先进行列”[5]。其建设路径以“秦务员”（面向公众）和“秦政通”（面向公务员）两大应用为抓手，通过应用来倒逼数据汇聚和流程优化。这种模式在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和内部办公效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陕西部门信息孤岛打通率达80.3%、数据归集率达91.5%[ 6]，这标志着协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