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再上新高度
　　已初步建成。
 （二）数据共享与授权运营
　 1、共享机制与成效
　　数据是协同治理的命脉所在。广东、浙江、河南、陕西四省在数据共享上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清晰的梯度。广东和浙江已基本完成数据的“应归尽归”，工作重点转向数据的精细化治理、高质量供给和多元化应用。相比之下，陕西和河南仍在攻坚“数据孤岛”的堡垒。
　　2、授权运营探索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衡量数字政府协同治理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尺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广东较早布局数据要素市场化，并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等平台推动多领域数据产品交易 ，建立起较 [8]为完善的公共数据运营体系。浙江采用“行业主导模式”，由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属国企开展授权运营，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运营主体的合理收益[ 9]权 ， 并在杭州等地开展交通、医疗健康等领域试点。河南设计了清晰的“两级主体、分级授权”模式，对公共数据的定价机制明确划分（公益性为无偿、经营性为政府指导价），体[10]现了管理的规范性和审慎性 。
　　（三）基层治理与用户感知
　　浙江是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典范，其“基层治理四平台”通过整合综治、执法、服务等力量实现“一网统管”，有效提升了事件处置效率。据全国性的调查显示，浙江的基层数字化治理满意度位居前列[11]。 此外，从淳安县“一呼百应”平台使应急事件处置时间平均缩短40%的案例[12]，可以看出浙江已将协同治理的理念渗透到了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并建立起以“时效”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广东也涌现出如广州越秀区“越秀先锋”平台的案例，实现事件处置时效提升6倍[1 3]。比较而言，陕西和河南在这一领域尚处于能力建设和推广应用阶段。
　　协同视角下陕西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境
　　从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陕西数字政府建设在“十四五”末期及未来一段时期，仍面临以下困境。
　　（一）协同基础尚不牢固
　　尽管技术平台已基本联通，但“数据通而业务不融”“系统连而协同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陕西省大数据条例》虽明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但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评估和问责机制，使得部门间的“选择性共享”“延迟共享”，甚至“拒绝共享”难以根除，协同治理的根基仍需夯实。
　　（二）协同结构存在失衡
　　“秦政通”的推广应用，极大增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的纵向协同能力，实现了“政令一键到达”的效果。但是跨部门的横向协同更多停留在数据交换层面，尚未形成常态化的联合审批、联合监管、联合服务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规范市场、社会力量参与数据开发利用的“政-企-社”外部协同方面，由于授权运营等机制的缺失，陕西的协同结构呈现出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