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减轻养育负担
　　当代家庭育儿成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互联网社会，青年父母群体的育儿责任感增强，对儿童身心健康及教育投资非常重视，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家庭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来抚养孩子，支出庞大，具体包括奶粉、纸尿裤、衣物、儿童玩具、兴趣培养、托育、医疗、保险等直接成本，以及时间、工作机会等间接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养育支出。然而多数家庭资源有限，为了高质量养育孩子，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作出补偿，这也是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愿承担养育孩子的重担。为了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措施，降低养育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及相关服务价格、优化个税设计、并扩大托育供给，提升多孩生育可行性。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减轻家庭赡养老人、就业等压力从而降低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特别是对于许多婚育女性而言，生养孩子意味着收入降低、失去工作、放弃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时间和发展，导致许多女性生育迟疑。通过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支持女性生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女性生育意愿。
　　（三）支持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传统根植于儒家文化，教育投入贯穿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周期。在我国，孩子在整个教育阶段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家庭整体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教育支出占比高，给有孩家庭带来显著经济压力，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生育政策的放开，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较大。有研究指出：教育育儿支出在我国居民家庭支出中占比达50%左右。[2] 教育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可通过专项附加扣除、教育经费减免等方式扩大教育扣除范围，支持家庭教育投资。通过覆盖多元化教育需求、规范培训市场及协同住房政策，增强生育长期信心。
　  “三育一体化”视角下促进生育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生育阶段税收政策激励力度不强
　　商品流转税加剧婚育成本，税收政策优惠缺位。例如，结婚时购置的特定消费品（如首饰、烟酒等）需缴纳消费税，加大了结婚开支，间接抑制了适婚群体走进婚姻以及今后的生育意愿。生育阶段中，孕妇产前检查、产后护理等必要服务及相关商品（如待产包）仍被征收增值税，未纳入免税范围，家庭面临一定生育经济压力。
　　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未充分补偿企业因女职工生育产生的额外成本。女性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职业中断易引发就业歧视，迫使职业女性为稳定事业选择放弃生育。同时，生理心理方面的产后康复成本，也缺乏税收支持，进一步减弱女性生育意愿。
　　我国个税以个人为单位申报，未考虑家庭整体负担，抑制了生育积极性。例如，单职工家庭无法共享配偶基本扣除额度，导致“生育=收入降低”的困境；多孩家庭因住房需求升级，却无法享受二套房贷款利息扣除，加剧育儿压力。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存在“婚姻抑制”问题，比如男女双方其中一人名下有房，但实际因现实原因需要租房则不能享受住房租金扣除，削弱政策公平性。
　　（二）养育阶段税收政策支持欠缺
　　目前婴幼儿用品税负重，家庭养育成本高。婴幼儿及儿童专用物品因需求价格弹性低，成为养育孩子家庭的刚性支出，然而这些商品的增值税最终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最终导致推高商品终端价格，增加家庭养育负担。例如，国产尿不湿需承担13%增值税，0-3段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进口关税从15%降至7.5%③ ， 但并没有完全免征消费税，多孩家庭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