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复原图

　　现代城市鸟瞰图
后，随着城市和乡村中建立了各种保护国家利益的机关后，国家才“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1]。 可见，城市的形成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城市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城市使生产集中，有助于经济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形成交换价值的前提，城市劳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使“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 。城市水利、铁路、[1]公路等运输条件便利，使工厂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得以加快。另一方面，城市孕育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恩格斯曾指出：“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1] ” 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细胞，城市的经济是国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进而影响着上层建筑中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三）城市为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
　　城市是大工业聚集发展的地方，也是对无产阶级影响“表现得最明显” 的地方。一方面，大批无产者的流入，使城市的[1]规模“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大量破产租佃者、失业手工业者、失地农民等到城市谋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人口。另一方面，资产者和无产者在城市中聚集，“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3] 。 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的城市，城市治理被资本的力量所控制，甚至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无产者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从争取8小时工作日，到获得平等的权利自由，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力量。[3]
　　可见，城市对于个人来说，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对于国家来说，是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孕育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如同一个有机体，也会有类似“健康”或“疾病”的不同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社会，随着经济的繁荣而产生了各种“现代病”，大城市则集中体现了这些治理问题。恩格斯指出：“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