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资金、人力和服务等资源投入整体不足。同时，由于硬件建设比软件建设（技术与人才）更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在政绩观与政策任务驱使下，地方领导的重视度与资源投入表现出结构性失衡，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度远远好于人才与技术的建设，从而导致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缓慢。在数字技术接入差距不断消弭的情况下，由数字技术“使用鸿沟”而形成的城乡与农牧民之间数字化收入差距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大阻碍。
　　（三）数字技术生产与应用技术要求高，农牧民内生动力不足​
　　技术的社会文化兼容性和适应性关系到人们对技术的社会需求 。[ 8]相比文字，数字技术更具有抽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牧民对数字技术的直接需求，尤其是对青海牧区一些不通汉语的牧民而言，这种抑制作用更明显。而同时期，政府对数字技术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宣传与引导过度抽象化与理性化，农牧民对数字技术的感知更多来自宣传栏与墙体上的文字，但对数字技术是什么，自己能利用它做什么不得而知，这种与农牧民感性化与具象化认知不相符的宣传和引导方式，又无形中加剧了农牧民对数字技术的陌生感。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复杂化与标准化和农牧民的差异化不相符。数字技术在青海农牧区的渗透仍处于初级阶段，应用到农牧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应用软件开发不足，农牧民缺少实际操作体验。而渗透相对深入的农村电商，则由于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操作技能，而且还需要具备网络运营管理、大数据应用等复杂技术，这与青海农牧民既有的文化素养水平、年龄以及生活经验无法匹配，农牧民从中获利很难，也就没有了学习数字技术的积极性与内在动力，无形中限制了技术的普及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也难以实现。
　　（四）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不健全
　　在政策层面，青海并没有将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作为一项专项工作推进，只是将其融入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作为一项具体措施在推进，还没有形成针对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的专项政策，导致在人财物的投入上难以做到保障，缺少可持续性。其次，在培育内容与方式层面，目前并没有就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目标、内容与形式、评价效果以及多主体应承担的义务与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现有的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训形式大于内容，难以实现农牧民对数字技术有用、易用、常用的良性循环。
　  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建设路径
　　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的核心在于农牧民主体对数字技术从心理接受、态度转变到积极行为的自适应力重构。鉴于青海在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农牧民主动进行生产生活方式、思维与行动逻辑的自我解构，完成数字化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要转变农牧民的数字化理念，强化其提升数字素养的意愿必须借助于外部措施，帮助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自我重构。
　　（一）优化宣传手段，提升农牧民数字素养意识
　　首先，利用线上渠道，扩大宣传受众群体。一方面，利用村微信群等社交渠道，发挥乡村熟人社会的优势，潜移默化地将数字技术的相关知识渗透到农牧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另一方面，迎合农牧民感性认知的特征，各县级政府可将数字技术与青海优势传统农牧业，比如牦牛肉、青稞、油菜、冷凉蔬菜以及特色风光等相结合，根据民族语言不同制作成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短视频，利用农牧民闲暇时间喜欢刷短视频的特点，介绍数字技术在乡村种植业、牧业以及旅游业等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