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要“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便利人员往来，实现稳边安边兴边”。中国西南的边境省份，自古以来便是各民族频繁交流、融合之地。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的签订和推进，边境地区铁路、公路相继修建，经济合作区、自贸区等陆续兴起，产业园区、工业园区接连落地，边界线两侧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所带来的天然虹吸效应，成为推动越籍务工人员进入广西、云南务工的持续动力。随着越籍务工人员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在中国的发展与适应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异国他乡，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源于个人能力和过往经历，还受到政策和现实层面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从制度上看，接收国的劳动法政策、移民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直接影响越籍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与工作环境，从而影响越籍务工人员在本地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融入状况。二是从客观现实角度看，从生活文化差异性、社会接纳性、语言障碍性、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性等方面影响着越籍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能力。深入研究并切实解决上述影响因素，对促进越籍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释放人口红利及推进兴边富民与稳边固边意义重大。
　  文献综述
　　移民跨境适应并非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外学者关于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脉络分为两类：一类研究重点围绕内部因素影响展开，包括个体语言能力、早期国外经历、跨文化培训经历、对东道国文化的理解等，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对于个体跨境适应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意愿与动机作为内部因素也是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的主要驱动因子。另一类围绕外部环境变量展开，包括政府、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组织因素等，如文化距离、生活变化、社会支持以及组织支持、工作性质、旅居时间等。此外，家庭与配偶支持对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均有良好促进作用。 [ 1]
　　外籍群体在华的社会融入策略呈现出多样的模式与特点。马翀炜和贾超芝杉针对缅甸商人展开研究，发现不同族群以及具有不同政治身份的缅甸商人，在社会网络构建上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族群性和阶层性特征。 [2]叶春丽的研究表明，越南女工在面对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类困境时，会采用“分离”以及“整合”两种截然不同的适应策略。[3] 周阳研究发现，广州的“中非伴侣”及其混血子女采取“区隔中融入”的文化适应策略来应对社会排斥。即在文化认同和归属上，依旧坚守着自身原有的文化特色，与当地主流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交往上，易于融入当地。 [4]李亚枝从时间社会学独特视角出发，研究广州登峰村的非洲人群体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采用“深度区隔”的社会适应策略，即巧妙地“错峰”使用社区空间，在日常生活的浅层次上与当地社会有所接触和融合，但在更为深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面，却保持着自身的独立[5]性。 周大鸣对广州的韩国人群体展开研究，发现在华韩国人也采取独特的“深度区隔”文化适应模式，在群体内部，[6]他们却依然保留着较强的排他性与封闭性。
　　综上，关于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影响因素虽然已有相当多的相关研究，但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分类框架。现有研究过于侧重理论层面的构建与分析，却忽视了对影响越籍务工人员适应性关键因素的挖掘，导致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因缺乏关键信息和实践依据，难以在众多政策选项中找到那把精准开锁的“金钥匙”，致使政策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大打折扣。此外，针对不同务工群体的比较研究也相对较少，无法准确识别决定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的独特因素。未来研究需要融合不同维度研究视角，才能逐步明确影响越籍工人跨